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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班时间到了,王建南还没有来。
每到大周末快下班的时候,所有人都蠢蠢欲动,老板临走前吩咐:万一她老婆打我手机查号,就说他和客户去花水湾打麻将去了。
我想起了周家梅,以前这时候她也会打电话来,告诉我她正在路上,等会儿就到。
女人说等会儿,通常是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,她是这条街上的常客,一朵璀灿的“购物狂花”,为装点成都“粉子一条街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周家梅来的时候,总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,告诉我这衣服多少钱,那件衣服打了多少折,恋爱时完全不一样,她从来不说买衣服的价钱,一件件拿出来在身上比划,脸上春光明媚,不停地问我好不好看?你说好不好看嘛?
我说好看好看,看得我都雄起了,要不要就在办公桌上搞一搞?
——这就是爱情!
实际上自从同居以来,我和周家梅就没在床上以外的地方耍过一回爱情,想起来实在无趣。
初恋的时候我们无法无天、无恶不作,在望江公司的竹林里,在学校礼堂的雕像背后,在电影院,在火车上,甚至在长途汽车里。尤其是成渝线的列车上,美丽的成渝线啊,每一个停靠的站名都充满了性的暗示:资阳、简阳、江津、内江-----多好的名字,滋阴壮阳,男欢女爱。
不得不说,自从开始谈婚论嫁以来,周家梅就变得矜持了,变得只会买衣服赶时髦。女人都会买衣服,但很少有女人会穿衣服,穿衣服是一种天赋,就像做爱,有些人生下来就会,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;有些人结婚之前会,结婚以后就不会了。
周家梅即属于前者。王建南曾经对我说:你老婆越来越风情万钟了。
这瓜婆娘穿得那么妖艳,究竟想勾引谁?我最初以为这和她从事的工作有关,周家梅大学毕业不久,一直就在《华西日报》文化新闻部做记者,认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名人,有大量的社交活动。
一个美女成天在这些圈子里混,我本该有绿帽之虞,其实我并不担心,我一直认为她是很传统保守的女人,除非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事件和刺激,她断不至于红杏出墙。
也许她爱上了别的男人?半年多来我常常这样怀疑,不过,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。
另外,做为她的男朋友,我是完全称职的,基本上没有外遇,更没有打算“包二奶”(她把我挣的钱都卖了衣服)。至于找三陪小姐,我做为一个公司的副总,一个雪白的高级白领,有这方面的应酬很难免,我相信女人都能理解,男人必须以事业为重。当然,广告公司应酬比较多,但还不至于让周家梅和别的怨妇们一样抱怨:“上半夜守寡,下半夜守尸”。
周家梅仍然像很多女人一样喜欢强调:“我是怨妇!”
当一个女人说自已是怨妇的时候,显得特别有情调,让周围的男人们感到自己有事可干,于是她们的性感指数就像牛市的股票一样往上提升。所以1999年的时候,我和王建南把这一年定义为“国际怨妇年”,没想2000年才是“国际大怨妇年”,周家梅终于在这一年和我分手,她经常说:“其实,我们女人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。”
当时我说:“是啊,我们既要精交,也要神交,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下精交。”
周家梅马上就生气了,说:“你和自己精交去吧!”
为什么有些女人更喜欢神交?周家梅当年就喜欢和王建南“神交”。
其实,周家梅正是王建南发出来的粉子,他是我们这段感情不可缺少的见证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他,周家梅甚至有可能不会爱上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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